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历程是怎样的？未来我国保险业将会如何发展？

（2019年9月26日《中国金融》首席记者孙芙蓉“70周年系列”专访）

“如果要总结我国保险业70年发展的成功经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开放。”

记者：感谢您接受中国金融杂志的专访，新中国成立70年之际，作为一位保险业开放、改革和发展全过程的重要的参与者和见证者，首先请您谈谈开放在保险业发展中的作用。

王和：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对中国保险业的“开放”话题进行回顾、思考与总结，具有十分重要和特殊的意义与价值。回顾我国保险业的开放，是从解放思想到探索实践，从对内开放到对外开放，从区域开放到全域开放，从市场开放到监管开放，从“引进来”到“走出去”。2018年我国保险行业的保费规模达到3.8万亿，成为全球第二大保险市场，保险行业总资产为18.3万亿，已有10家保险企业跻身世界500强。

如果要总结我国保险业70年发展的成功经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开放。客观讲，我国保险业的开放，一开始是存在思想争议的，记得当时的《保险研究》，还开展过“一家办保险，还是多家办保险”的讨论，因此，初期的开放总体是被动的，是在疑惑、担心和茫然中一步步地推动的，认识是伴随着探索和实践逐步提高的，而站在今天这个时点回望，又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必须、必要和必然的。

今天，在中美贸易纠纷愈演愈烈的背景下，有人提出：既然美国搞单边主义，那么，我们是否应当相应地调整开放的力度和节奏。但我国政府则一再明确：中国将持续推进对外开放，实施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国保险业的开放历程和成功经验，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开放促改革，改革促开放的基本逻辑与规律。面向未来，我们的选择只有一个，就是更加全面和主动地开放，因为，我们的开放，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

“回顾历史，恰恰是坚持了对内开放，为我国保险业日后的对外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记者：与中国银行业发展相比，保险业的发展路径比较独特，甚至起跑线上就相对慢了半拍，但随着开放以及市场化进程，后来发展非常迅猛。1979年，中断营业20余年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复业。直到1985年以前，一直独家垄断中国保险市场，请您谈谈这种垄断局面打破与保险业最初的格局。

王和：的确，新中国的保险业起步较早，1949年10月20日在新中国仍百废待兴的背景下，国家就批准成立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启了新中国“人民保险”的事业。但由于历史的因素，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可谓是起起伏伏，一波三折，曾经出现过“基本停办”的情况。到了1980年全面恢复保险业务时，全国的保费规模仅4.6亿，而且，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是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家经营的，保险市场基本缺失，客观上导致了“慢半拍”的局面。

我国保险市场的开放，首先是对内开放的，最初是1986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牧业生产保险公司”的成立，它标志着我国保险业独家经营时代成为了历史。之后是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交通银行以“保险部”的形式开展保险业务，即太平洋保险的前身。1988年平安保险公司的成立，成为了第一家地方性和股份制保险公司，至此，我国保险市场完成了第一轮的开放，“人太平”市场格局已基本形成。

我国保险业的第二轮开放，始于1996年的泰康人寿保险公司、新华人寿保险公司、华泰财产保险公司、永安财产保险公司和华安财产保险公司五家公司的成立。与此同时，按照1995年《保险法》分业经营的相关规定，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进行了“分拆”，成立了中保财产保险公司、中保人寿保险公司和中保再保险公司，也就是日后的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和中国再保险集团公司。在完成了第二轮开放之后，一个以国有保险公司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性质企业并存，多个市场主体相互竞争的保险市场格局初步形成。

坦率地讲，在我国保险市场发展的初期，曾经出现过一些不规范，乃至恶性竞争的混乱情况，个别公司甚至出现了经营危机，陷入破产边缘。但历史证明，这些都是成长的代价，要开放，就必然要面对开放可能带来的问题，但我们绝对不能因为出现了问题，就畏手畏脚，止步不前，更不能因噎废食。改革开放的经验告诉我们，开放肯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出现的问题，恰恰需要进一步地加大开放，推动改革去解决，而决不能简单地怀疑，继而否定开放。回顾历史，恰恰是坚持了对内开放，为我国保险业日后的对外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国家的层面看，开放保险业既是不得已的选择，也是最佳选择。但对于年轻的中国保险业而言，无疑是压力巨大……”

记者：保险业是与国际接轨最早也是最先国际化的行业，您对保险业率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意义怎么看。

王和：对于中国而言，保险属于“舶来品”，因此，保险的对外开放是“与生俱来”的，历史上，从1805年英国人在广州设立了第一家保险机构之后，西方列强就把中国保险市场作为其经济掠夺的重要领域，到了1937年，作为我国主要保险市场的上海，外资保险机构就达到了126家，而中资保险机构仅24家，每年流出的保费达到了235万英镑，占当时全国保费收入的75%，到了1949年，外资的保险市场份额已高达62%。

今天，我们谈的对外开放是指新中国保险的对外开放，是“站起来”的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今非昔比，不可同日而语的。大多数人存在一个错觉，认为WTO是中国保险对外开放的起点，其实不然，我国保险业的对外开放始于1992年，在当时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下，我国批准了美国国际保险集团（AIG）旗下的友邦保险公司(AIA)重返上海，成立友邦保险上海分公司，成为进入中国市场的第一家外资保险公司。之后，是日本、加拿大、法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保险公司的进入，如1994年日本东京海上火灾保险公司在上海设立分公司。外资的投资方式也不再只是独资，出现了中外合资模式，试点的区域也从上海扩大到了广州、北京等地。

当然，WTO是中国保险业对外开放的重要时点和节点是毋庸置疑的，这段经历也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的。记得当时我国的入世谈判到了关键时刻，西方国家坚持要求中国必须开放金融业，但当时我国金融业仍处于相对落后水平，且金融涉及国计民生，尤其是国家经济和金融安全，因此，并不具备开放的条件，于是，谈判陷入了僵局。但从国家的大局看，入世，是关系国家未来发展的大事，为此，谈判以中国承诺部分开放金融业，即开放保险业作为条件，为中国的入世破解了难题，铺平了道路，确保了我国于2001年顺利加入WTO。

从国家的层面看，开放保险业既是不得已的选择，也是最佳选择。但对于年轻的中国保险业而言，无疑是压力巨大，一时间，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感觉，行业一个普遍的声音是“狼来了”，并忧心忡忡。因为，当时中国保险业面对的一个最大难题是心里没底，不知道如何面对，因为，当时的我们根本不知道外国的保险业和保险公司“长得啥样”，于是，陷入一种简单和盲目的恐慌，乃至恐惧。

十几年过去了，今天当我们再次谈起当时的情形时，有一点“风轻云淡”的意味，因为，中国保险业并没有被“狼”吓倒，而是在“与狼共舞”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了全球第二大保险市场，而中资保险公司占市场的绝对主导地位。于是，到了2018年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宣布中国保险业将进一步扩大开放时，媒体采访我，问中国保险业是否有压力，是否最好准备了，我只是说，中国保险业现在更多是考虑如何“走出去”了。

回顾我国保险业的对外开放，尤其是入世的意义，记得2001年11月12日时任中国保监会主席的马永伟在一次WTO国际高峰年会上就予以了高度的概括和预见：加入WTO后,我国保险业对外开放将从试点阶段进入全面开放新时期,入世将为我国保险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保险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将加快国外资本的流入和技术输入,促使我国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和结构重组,推动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而经济快速发展可为我国保险业提供难得的市场契机和广阔发展空间，将扩大市场规模,增强承保能力,加剧市场竞争,促进国内保险公司更新产品和改善服务。同时，将促进国内保险公司加快改革步伐,转换经营机制,建立起适应市场竞争需要的现代企业制度,缩短与国际保险业的差距。保险市场进一步开放,将改变我国保险业的增长方式。外资保险公司进入我国市场,将会带来完善的内控机制、审慎经营原则及先进的经营理念，促使国内公司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加速保险增长方式的转变,确立新的业务增长点。

“开放，意味着建立和完善市场和企业制度，推动市场机制、保险监管和企业治理水平的不断提升，为我国保险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记者：请您谈谈开放带给保险公司的经营理念与方式、风险管理水准以及保险监管等带来了哪些变化。

王和：几十年过去，回顾我国保险的开放的历史，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开放，均证明了一个基本道理，就是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改革和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开放，他们之间是一种互为前提、基础和动力，是一种良性循环。开放，意味着建立和完善市场和企业制度，推动市场机制、保险监管和企业治理水平的不断提升，为我国保险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保险公司是市场的重要主体，市场的对内对外开放，无形中对保险公司形成了外部压力，促进保险公司转变粗放式的经营理念，强化公司治理体系和内控能力建设，同时，全面提升核保、核赔和客户服务的能力。此外，重视保险信息化建设，通过保险科技创新，赋能企业，在服务社会和客户的同时，实现自身有效益的发展。

其次，从行业风险治理的角度看，除了强化公司治理与内控外，全面启动了“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整体框架（CROSS）”建设。在制度建设过程中，同样本着开放的态度，充分学习和借鉴了欧盟的“Solvency Ⅱ”和美国的“RBC”之后，开发出更加科学的，针对新兴市场的偿付能力管理模式，这一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引导和规范保险企业理性和科学经营，从源头上有效防范风险，成为了全球保险偿付能力管理的“中国解法”，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第三，是设立了“保险保障基金制度”，这是我国保险业改革开放的又一重要举措。2004年经国务院批准，我国保险业建立了“集中管理，统筹使用”的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制度，率先在我国金融行业建立了市场化的风险自救机制，并于2008年9月，成立了中国保险保障基金公司，通过专业化的管理和专门化的运作，保险保障基金参与了问题保险公司的风险处置，有效遏制了行业风险，维护了保险消费者的利益，初步建立了“市场风险回归市场消化”机制。2018年，中国保险保障基金余额达1267.35亿元，成为保险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稳定器。

“内因无疑是主要和决定因素。外资保险公司需要认真梳理并检视过去走过的路，分析问题，究其原因，寻找切实可行和行之有效的方法和路径。”

记者：现在我想倒过来问，您谈到了中国保险市场对外开放已经二十几年了，那为什么外资在中国市场发展的情况仍有点“差强人意”，比如外资的市场份额仍然很低，这是什么原因，您能够谈谈吗？

王和：是的，如果从我国对外开放的程度看，已经不低了，比如，从机构数量看，外资保险公司已占据了“半壁江山”，但从业绩看，仍“不尽人意”。究其原因，不是一句“水土不服”能够概括。我认为，其中既有外部因素，更有内部因素，但内因无疑是主要和决定因素。因此，外资保险公司需要认真梳理并检视过去走过的路，分析问题，究其原因，寻找切实可行和行之有效的方法和路径。

从总体看，首先，外资保险公司在中国的发展面临“时差”问题，即中国保险市场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如果简单地“照搬照抄”西方发达国家（母国）的先进经验，就可能成为“不识时务者”。其次，外资保险公司面临的更大挑战是“识差”问题，即由于对中国市场的认知差距，导致与“母公司”沟通困难，特别是在发展战略层面难以达成共识。“母公司”有时总是自以为是，且强势武断，外资保险公司的管理团队往往陷入内外交困，难以施展手脚，空有一腔抱负。

此外，如何参与和分析中国保险市场的发展“红利”，也是外资保险企业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比如，在中国保险企业海外上市的过程中，不乏西方保险公司的“身影”，比如当年“人保财险”的香港上市，美国美亚保险（AIG）就是作为战略投资者，介入其中，就很好地分享了中国保险市场的发展成果。其实，就今天的中国保险市场而言，如果从股权结构的视角看，外资参与中国保险市场的程度已经不低了。

“要将可能变为现实，香港保险最需要解决和突破的是观念与理念，继而解决发展模式与路径……”

记者：我们知道，香港一直扮演着我国对外开放“桥头堡”的角色，您认为，未来香港保险，特别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下，将如何与内地的保险业协同发展？

王和：香港是我国保险业的摇篮，1805年我国的第一家保险公司 –谏当行成立之后，由于各种因素，1841年便迁到香港，由此，开始了至今178年“源源不断”的发展历史，延续了中国保险的香火不断。香港保险有着显赫的市场地位，香港的保险密度为亚洲第一，全球第六，保险深度为亚洲第二，全球第三。香港保险业的发展，成就了香港作为全球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的地位，成为了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在长期的探索、磨练与发展过程中香港保险逐步形成了其独特的商业和服务模式，并得到了市场和客户的广泛认同。

香港保险发展面临最大挑战是“弹丸之地”的时空局限，而科技创新带来的最大突破是对时空的重新认识与利用，对于香港保险而言，这无疑是“天赐良机”。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对于香港保险，同样也是一个极好的的发展机遇，但“良机”只是一种可能，要将可能变为现实，香港保险最需要解决和突破的是观念与理念，继而解决发展模式与路径，其核心充分利用香港的区位和机制优势，实现“内引外联”，扮演好桥梁、窗口和媒介的作用。

首先，香港保险具有“得天独厚”的时空再造优势，作为前提，需要构建“魔方思维”，其核心是“转”与“借”的思维，“转”，讲的是“山不转水转”；“借”，讲的是“借得东风好行船”。就“魔方思维”而言，除了香港市场这一“面”外，要认识、研究并利用好另外两“面”，即内地市场和海外市场。玩转魔方，就是要将不同市场的优势，通过时空交错，特别是利用“时差”因素，进行借鉴、移植和整合，形成互补、综合、先发和全面优势。

其次，“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提出，无疑给了香港保险业以全新机遇。粤港澳大湾区的基本逻辑和宗旨是开放、包容、创新和市场化，其本质内涵是通过构建共同市场，打造经济共同体，这恰恰与保险的逻辑、原理、宗旨和职能是“志同道合”的。香港保险需要在“魔方思维”的背景下，思考基于开放与包容的“外延”问题，即实现内与外的结合与融合。

“我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战略行动时，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对风险管理和保险重视不够……”

记者：请您谈谈中国保险业开放在“一带一路”建议中可以发挥的作用以及所取得的进展。

王和：从目前情况看，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沿线国家，特别是我国高度重视，各个行业和企业纷纷行动，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战略行动中，呈现出热情高，行动快，项目多，投入大的特点。但与此同时，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对风险管理和保险重视不够，特别是缺乏对风险和保险意识的宣导和普及，缺乏对风险转移与保险安排的顶层设计和刚性要求，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对风险，尤其是风险特殊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

首先，“一带一路”沿线涉及60多个国家和地区，涉及范围广，情况差异大，且复杂。其次，沿线国家大多属于新兴市场，经济和金融体系相对脆弱。第三，由于历史的原因，沿线国家的法制建设总体相对滞后。第四，沿线的一些国家，派别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给社会带来的动荡和风险。第五，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多元化复杂的国际社会环境，“一带一路”沿线的一些地区的社会治安情况相对较差。

保险，作为现代社会的风险管理制度安排，能够，更应当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一带一路”提供全面的风险保障与服务，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在服务过程中，既要关注传统业务、产品和服务，更要创新理念，探索新模式，提供更加全面和专业的服务。就具体而言，海上保险、工程保险、信用保险、责任保险等固然重要，但“一揽子保险”模式更重要，即真正发挥保险业风险管理的优势，为“一带一路”的项目和企业提供类似“投资风险保险”的整体风险解决方案，从根本上解决投资者和企业的后顾之忧。

保险业要充分认识到自身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的责任重大，同时，更要深刻认识到责任担当，不仅要有全新的理念，更要有全新的能力。保险业要借服务“一带一路”的东风，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把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作为深化改革的一项重点工作持续加以推进，全面提升行业国际竞争力和全球服务能力，促进我国由保险大国向保险强国转变。

“面向未来，我们需要关注并构建人类风险管理共同体，而保险就是人类风险管理共同体的具体表现。”

记者：最后，想请您就我国保险的开放、改革与发展，做一个展望，您如何看我国保险业的未来，或者说未来的关键是什么？

王和：这是一个大话题，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面向未来，我国保险业要继续并坚定不移地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推动全面深化改革，这是中国保险业发展的唯一出路，更是必由之路。因为，只有开放，才能够从根本上促进改革和发展，同时，改革和发展为进一步开放提供了更好的环境。同时，我们的开放，不是为了任何人，而是为了中国保险业自己，为了自己更加美好和灿烂的明天。

具体而言，目前，我国保险业正面临着深刻转型时期，将从相对粗放经营和初级发展模式，逐步过渡到相对科学、理性和规范经营时代。这个时代，对保险行业的要求将进一步提升，无论是经营理念，还是管理能力，均需要实现迭代发展，同时，科技赋能将成为未来发展的关键词，因此，如何打造基于科技的核心竞争力至关重要。在这个时期，外资保险公司的管理和技术优势将得到充分发挥，共同推动行业的转型升级，同时，实现自身的新发展。

改革，仍然是未来的重要任务。近年来，在加大开放的同时，我国保险业全面深化改革，首先，是人身险费率市场化改革，重点解决定价利率问题。其次，是商业车险费率改革，重点解决差异化定价问题。第三，是保险资金运用改革，重点解决拓宽渠道和规范管理问题。从目前的情况看，改革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为进一步加大开放奠定了基础，但改革也面临许多问题，尤其是商业车险费率改革，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系统和全面深化改革来解决。

另外，“防风险”，特别是强调“保险业姓保”仍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任务。近年来，在市场开放的背景下，保险业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也聚集了一定的风险，尤其是基于行业基本理念的风险。保险是一个社会风险管理的制度安排，因此，保险应当更好地发挥风险的化解、转移和处理作用，而不能有意无意地成为了风险的制造者和聚集地。

最后，我想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重要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是利益共同体，而利益共同体的基础是风险管理共同体。面向未来，我们需要关注并构建人类风险管理共同体，而保险就是人类风险管理共同体的具体表现。大数法则决定了只有更加开放和更加广泛，保险和人类风险管理共同体才更加稳定和牢固，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保险义不容辞，保险开放将成为大势所趋，势在必然。